黄红武:面向时代之需 建设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

近日,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,并举行“加强高等教育研究,服务教育强国建设”专题研判会。当日,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、清华大学教育学院、人民网教育频道联合推出的“教育思享汇”学术研讨活动同期举行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“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教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”主题进行深入研讨,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动能与决策建议。
人民网北京5月21日电(记者郝孟佳)近日,“教育思享汇”学术研讨活动举办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、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原书记、福建省教育厅原厅长黄红武表示,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集群涌现顺应了面向应用的知识迭代、势在必行的学科交叉、亟待转变的培养理念、值得探索的治校改革等深刻的时代之需。
黄红武认为,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集群涌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,建设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改进传统办学模式、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实践,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,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转型和历史性变革,符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,值得教育界高度重视和支持。
以下为黄红武发言节选:
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,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主阵地,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,传统教育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。
1.面向应用的知识迭代和AI赋能倒逼大学生态系统创新。工业化时代那种以标准化、规模化为特征的教育模式,已不适应数字化的教育需要。未来的教育必须转向个性化创新培养,激发学生的内在觉醒和创造力。教师角色需要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学习引导者,教学重点应从知识灌输转向批判性思维、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习惯的培养。课程体系必须保持基础理论与前沿应用的动态平衡;实践导向的教学方法将成为缩短知识迭代滞后的关键。同时,AI辅助工具等技术手段的运用,将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。这种教育生态的重构,最终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不确定性、持续创造价值的个性化人才。
2.交叉融合驱动大学学科组织范式创新。现代社会的知识创新已从单一学科导向转向问题驱动的跨学科协作,这一转变对传统大学的学科架构提出了严峻挑战。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,它们聚焦人工智能、生物工程、量子信息等交叉前沿领域,构建起基础研究与应用场景的协同创新平台。这种新型知识生产模式打破了学科壁垒,要求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相应调整。课程设置需要重组模块,评价标准需要创新,学术单元需要重新配置,在保持学科知识系统性的同时,嵌入真实场景中的复杂问题训练,以培养学生的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,实现从培养“学科专家”到塑造“问题解决者”的转变。
3.科技创新使命牵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。破解“钱学森之问”的关键在于遵循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的双重规律。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表明,通过“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”的办学特色,构建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学科集群,可以有效促进教育链、创新链、产业链的深度耦合。这种培养模式的创新,其核心是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双向贯通机制,让学生在真实的科研情境中获得成长。
4.破除科层组织惯性亟需大学治理机制创新。传统高校普遍存在科层制僵化、学科壁垒森严等问题,严重制约着教育创新的推进。借鉴军队“战区主战、军种主建”的改革理念,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组织模式的深度重构。这种“战区制”改革涉及组织关系的全方位调整:实行大部制、小机关的扁平化管理;二级学院不再以一级学科为基础,而是围绕行业需求或重大科技问题组建学科群;系所作为基本学术单元,可以灵活对接多个学院。这种组织创新打破了传统高校的体制性障碍,建立了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型办学形态。
从知识迭代到学科交叉,从科技创新到治理变革,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标志着高等教育正在从传统的“象牙塔”向“社会创新引擎”转型。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大学自身的生存发展,更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和全球人才竞争的格局。未来的大学将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机构,而将成为创新要素的整合平台,其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拔尖创新人才。在这个过程中,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、基础与应用、学科与交叉、竞争与学术生态建设、巨额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关系,将是所有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。这场变革的成功实施,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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