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、市民階層的壯大和陽明心學的流行，重視個體價值、尋求思想解放、超越傳統道德規范的自然人性論逐步成為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潮流，其中又以王學左派的“泰州學派”即“狂禪派”最稱典型（嵇文甫《晚明思想史論》）。湯顯祖少從“泰州學派”羅汝芳游，也是李贄學說的崇拜者（《答管東溟》），深受王學左派影響。他肯定人在天地中的地位，以為“天地之性人為貴”（《貴生書院說》），視“天機”“天性”與“人心”為一，以“人心”為本探求“天道”（《陰符經解》），追求精神自足。因此，他始終以“伉壯不阿之氣”應對世間事，即便因此而屢遭挫折，“然終不能消此真氣”（《答余中宇先生》）。以此為思想基礎，他提出了“性乎天機，情乎物際”“含星吐激，自然而調”（《答馬仲良》）的理論命題，且形成了至情文學觀，既以“至情”論戲曲，亦以“至情”論詩，稱“世總為情，情生詩歌，而行於神……其詩之傳者，神情合至，或一至焉﹔一無所至，而必曰傳者，亦世所不許也”（《耳伯麻姑游詩序》），又稱“情致所極，可以事道，可以忘言，而終有所不可忘者，存乎詩歌、序記、詞辯之間。固聖賢之所不能遺，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”（《調象庵集序》）。那麼，湯顯祖以情論詩，是否有悖於儒家道義呢？

王汎森在《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》中指出：“在主張自然人性論的思想家的作品中，常能見到極為深刻的道德嚴格主義。這種現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為特別突出。”姑且不論湯顯祖是否也有“道德嚴格主義”的傾向，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：作為士人，他雖然追求自然人性，但並未能擺脫儒家道義精神的影響。其《明復說》有言：“天命之成為性，繼之者善也。顯諸仁，藏諸用，於用處密藏，於仁中顯露。仁如果仁，顯諸仁，所謂‘復其見天地之心’，‘生生之謂易’也。不生不易。天地神氣，日夜無隙。吾與有生，俱在浩然之內……吾人集義勿害生，是率性而已。”如前所述，湯顯祖視“天性”“天機”“人心”為一，在此又以“善”“仁”“用”相規約，強調“生生”之“仁”，追求明心以致用。同時，他勾連“道”與“法”解讀“人心”與“天下”，強調仁道法度對性情的約束，在《雲聲閣草序》中說：“天下之物，最大者無如道與法。希微淵淪，憭恍浡郁，道之存也。劖錯瑩蕩，方儼員幅，法之持也。法與道際，可以言心，可以言天下。心與天下，道法之所營也。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，無一不在乎是。”其《君子戒慎》所說“君子率性，有不離之功焉。夫道合於性體，而每於動機失之也。君子豈能一息離歟。且道於性自相依附，人於道容有合離，則未有以定性而知誘之也”，《戈說序》所說“今昔異時，行於其時者三：理爾，勢爾，情爾。以此乘天下之吉凶，決萬物之成毀。作者以效其為，而言者以立其辨，皆是物也”，《睡庵文集序》所說“道心之人,必具智骨﹔具智骨者，必有深情”，都是以情說法，卻大多涵容了深厚的道義精神。要而言之，“自然人性”與“道德嚴格”共存，其實也是湯顯祖思想特點所在，這反映在詩學上則是道藝並重，極見復歸風雅之氣度。

一是言情而不悖於理。如其《義墨齋近稿序》，以“大雅”規范詩人超脫通達的情感表現，視“超然濬然，歸於大雅”為“達者”，盡顯道義之氤氳，大有調和情理之意味。又如對朱明之文士，湯顯祖尤重宋濂，甚至於《答張夢澤》中給出“我朝文字，宋學士而止”的判斷。實際上，宋濂詩學思想“顯示出原道教化與抒寫自我的雙重特征，是重理與重文的融合，是政教與審美的兼顧”（左東嶺《論宋濂的詩學思想》），以宋氏為尚，這也恰恰反映湯之詩學旨趣，終不離“發乎情，止乎禮義”之影響。再如，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》有言：“文長自負高一世，少所許可，獨注意湯義仍，寄詩與訂交，推重甚至，湯時猶在公車也。余后遇湯，問：‘文長文價何似？’湯亦稱賞，而口多微辭。蓋義仍方欲掃空王、李，又何有於文長。”湯於徐渭之態度，前后扞格，何以如此？其實，這也可於言情而不悖於理的詩學主張中尋找答案。大致而言，徐、湯兩人雖有詩主情真而趨同的一面，但於性情與義理關系的認識，則多少存在隔閡。徐渭恃才負氣，論詩主乎情，“其為詩若文，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”（陶望齡《徐文長三集序》），過分強調一己之情的宣泄，於義理的重視則顯不足。顯然，這是湯顯祖無法接受的。

二是重視詩之社會功用。湯顯祖在《金竹山房詩序》說：“詩者，風而已矣……江以西有詩，而吳人厭其理致。吳有詩，江以西厭其風流。予謂此兩者好而不可厭，亦各其風然，不可強而輕重也。立言者能一其風，足以有行於天下。若夫金右辰之詩，有不止一其風，而兼兩者以究焉……故其詩旁魄憤發，幽繚致屬，則大鄣之氣也。標貫玄微，該驗條傳，則又非若吳人之風露自賞者。兩者之風，較然粲然矣。得一為美好，而況其兼焉而不專者乎。”在此，他重申了言情不悖於理的意見，對“理致”“風流”的不同藝術表現未作軒輊之論，且大有統合兩者之意願﹔同時，又以“風”定義詩，闡發“興觀群怨”之旨，強調詩之社會功用。其《騷苑笙簧序》，稱《離騷》兼有《國風》“好色而不淫”、《小雅》“怨誹而不亂”的特點，乃“有道者之言也”，這與《金竹山房詩序》的旨趣實相侔，亦顯現會通“理致”“風流”以推闡詩之現實批判價值的取向。其《詩雲緡蠻》，雖為制藝之作，但其所說“大賢覺人知止，因示以聖人之知止焉。夫人心之知誠宜用之於止矣，而不知聖人之知止，則亦何以緝其熙而敬之哉。且明德至善，即在家國天下倫理之間，而匪敬不止，匪知則明德不紹，而無所以一其敬也。是故詠《緡蠻》之詩，察丘隅之止也”，乃關聯“家國天下”與“丘隅”，統論詩歌創作的原動力和目的，弘揚詩之事功價值的意趣亦見明了。

三是肯定“溫柔敦厚”之詩教。湯顯祖在《太平山房集序》中指出：“中庸者，天機也，仁也。去仁則其智不清，智不清則天機不神……緒為詩歌，漻然以和。”以“天機”和“仁”釋“中庸”，又以“中庸”為關捩，論說詩歌創作當以平和醇厚為美，從風格的層面肯定“溫柔敦厚”的詩教。其《明德先生詩歌集序》，高度評價羅汝芳之詩：“所至若元和之條昶，流風穆羽，若樂之出於虛而滿於自然也，已而瑟然明以清……今之世誦其詩，知其厚以柔。”這同樣展示了其以雅正為規范的基本審美態度。又其《與幼晉宗侯》一文，則是借明初吳中“高、張、楊、徐”四家詩之“一過已快。都有矩格，缊藉深穩，不漫作，大是以清氣英骨為主”，貶抑“后輩李粗何弱”，既表達了對明代復古派的不滿，也顯示了維護“溫柔敦厚”詩教的堅定立場。至於其《如蘭一集序》所說“詩乎，機與禪言通，趣與游道合。禪在根塵之外，游在伶黨之中。要皆以若有若無為美。通乎此者，風雅之事可得而言”，則是綰合“禪”“游”論“詩”，既聯通內外，又著眼於虛實評價詩之美，不惟見歌者之靈心妙悟，亦展示了對現實的審美體悟，其守護和推闡儒家“溫柔敦厚”詩教的用心，同樣清晰。

總的看來，湯顯祖不僅重視情感於詩之基礎作用，也未曾放棄對儒家道義的追求。岳元聲《湯臨川玉茗堂絕句序》曰“詩，六經之微言也。騷人好譚詩矣，譚詩好譚微矣。好譚微而微絕，亦復更為不好譚微矣。譚其所不好譚微，而微更絕。微言不續，情性淆訛，而天地萬物之心閉。彼夫藉口雅言，而流連於鳥獸草木之騷屑者，此政不可與臨川言詩者也”，關聯“微言”“性情”論“玉茗堂詩”之隱喻，分析其道藝並重的詩學內涵，可以說是切中肯綮的。相反，大概是因為過分地強調湯顯祖的“至情”論，以往一些研究有意無意地輕忽了其詩學言說中的道義關切，這與其論詩的本意自是隔了一層。

（作者：溫世亮，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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